2013 年9、10 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倡议，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响应。中外专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关注，普遍赞誉“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本报告对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专家的相关意见和建议进行综合梳理，提出以下操作思路：争取民心、夯实合作基础；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为了使“一带一路”建设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建议把握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转变并创新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模式；形成国内合力并突出企业主体作用等推进策略。

2013 年9、10 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倡议，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响应。中外专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关注，普遍赞誉“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本报告对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专家的相关意见和建议进行综合梳理，提出以下操作思路：争取民心、夯实合作基础；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为了使“一带一路”建设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建议把握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转变并创新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模式；形成国内合力并突出企业主体作用等推进略。以下是我们在综合调研近期国内外有关舆情、学术研究报告、国际研讨会中外专家观点的基础上，综合梳理出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一带一路”的内涵

“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

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有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一带一路”主要内容仍在研究之中，但应优先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达成共识。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陈玉荣等提出，“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 多个国家。

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质疑“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

国内有专家认为，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内涵作更加全面清晰的阐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内涵博大精深，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和探索，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富深化，不宜过早限定其内涵边界。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操作思路

——争取民心，夯实合作基础

国内专家建议，要多渠道、多层次培养对华友好力量。利用援外资金和资源，加大官员培训、教育交流、文化交流、资助研究等保障力度，注重做人的工作，培养“知华派”、“友华派”。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侨务工作者还建议，要发挥好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粘合剂”。

对于海外华人的作用，国外专家的看法值得关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黄育川2014年4 月25 日刊于《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项挑战是，在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要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光是依赖东南亚华人，这势必意味着所有重大行动或正式接触都必须在政府间共同利益的保护伞下进行，因为这把保护伞有助于打消顾虑。可以鼓励在企业或个人层面与海外华人展开非正式接触和私人接触。

专家们还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国人民利益诉求不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舆论工作，争取民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等认为，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舆论环境较差，与发展良好的经贸关系形成巨大的反差，其原因除领海主权争议外还有贸易不平衡、越南等国的小国心态和西方背景非政府组织的舆论操纵等多重因素。

——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

一是大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国外专家普遍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德国专家建议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共同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认同感。同时建议借鉴波罗的海国家民间组织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从而推动政府间合作的经验，从软性的外交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政治动力，通过软实力外交，消除硬实力的顾虑。

二是共同发展旅游业。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产业。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认为旅游合作能让双方百姓更多了解对方国家，消除偏见和误解，同时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力推动经贸发展。有旅行社负责人建议，旅游合作的深度开展，要以资源、客源、市场和利益共享为目标，积极推动市场相互开放，共同建立旅游便利化机制。

三是多方合作，搭建交流合作的综合平台。希腊教育部原部长季亚曼托普鲁等提议设立“丝路文化之都”项目，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组织文化活动，涵盖文化科技展览经济合作，并进行定期评估，用标准化方式推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淡化“文化输出”痕迹。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都表示了主办这类交流活动的浓厚兴趣，可考虑与这些国家合作举办。

——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

一是对接对方需求，加强产业合作。许多专家建议通过产业合作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以企业为载体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对接整合，提高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叶海林认为，中越可以继续推进农业贸易和农业生产领域合作，帮助越南发展临海型初级重工业，可通过成立中越产业对接投资促进机构的方式促进合作。青岛对外友协原会长赵雪芳建议借鉴青岛橡胶谷公司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建立橡胶产业集群，搭建产业平台的成功做法，与东盟国家打好“橡胶牌”。

二是建设产业园区，促进互联互通。许多专家指出，目前互联互通的主要问题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东南亚柬缅越等国港口基础设施滞后，通关便利化程度较低，通而不畅制约经贸往来。我国多家港口企业负责人建议，利用我国港口企业技术资金优势，“组团”投资港口建设并建设配套产业园，保证港口货源。郑永年也建议，我国与丝绸之路沿边沿岸国家开展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合作中，要与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更需要经济平台。这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上的威胁，可调动合作的积极性。

三是提升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投资。专家们建议，政府应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地区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领域。为双、多边投资项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护和争议解决依据。提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我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虽不断增长，但累计投资仅300 多亿美元，在该地区的国际投资力量中明显偏弱；而欧盟达2000 亿美元，美国达1600 亿美元，日本为1000 多亿美元。今后如何根据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求，保质保量完成投资目标，扭转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上的弱势，是经贸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

——依托实体经济，带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李建军等专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经贸合作条件和合作基础，是人民币迈向区域化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第一“实验田”。恰逢美欧金融危机引发东南亚对美元风险的警觉，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南下”正迎来窗口期。袁堂军等专家认为，人民币“南下”需依托实体经济，通过树立我国在亚洲产业分工中的枢纽地位，推动贸易结构平衡。

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把握的几个策略

——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

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沿线有关国家的疑虑。减少疑虑、建立互信至关重要。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善用恰当话语体系，阐释倡议内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要突出“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经济扩张”，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更不是谋求海洋霸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他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战中就曾用过类似话语，让亚洲国家非常敏感。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古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

第二，兼容并蓄，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俄罗斯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目前，俄主导的机制有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委员会、跨西伯利亚运输委员会等。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合作机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 年启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欧盟前驻华大使安博指出，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持有“主权有限论”，会对中国的进入保持警惕。中国若强调在“一带一路”中与俄罗斯合作共赢，应会得到俄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美国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主导的多、双边机制的竞争，加之南海领海主权争端，情况更为复杂。美国基辛格协会副会长雷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陆海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陆海丝绸之路构想应加强与现有地区机制的衔接，找到各机制的互通性，协调配合，相互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对象的开放性两大特征。其兼容并蓄的优势，可以实现与现有区域机制的对接。

第三，扩大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多位专家建议，我国应与沿线各国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阻力和疑虑，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应善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我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的开放理念要体现在操作层面，首先要向合作国开放，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让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构想中来，共同把这个构想做好。

——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复旦大学教授赵华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模式是输出廉价消费品，获取能源矿产资源。这种模式的潜力接近用尽，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我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以推销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为目标的模式也与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并不是停止输出消费品和放弃开发海外矿产资源，而是通过增加新的内容，改变合作的形式和内涵。新型合作模式应以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为要义，这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点。新型合作不仅符合对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还将提升中国经济存在的形式，从以商品存在为主进入到实体经济，同时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作出回应，才会为这些国家所真正接受。

姚培生也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商人惯用的经商模式并非互利共赢，使这些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根本目标保持警惕。哈萨克斯坦也已表示不愿仅作为中国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希望通过合作实现产业升级。越南对中越间公路建设一再拖延也有对其经济安全的担忧。

——形成国内合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国内专家普遍建议，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我国政府、企业及智库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合力。

建议政府做好对外政策沟通协调，营造良好合作环境，对内强化统筹协调，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和有关省市参加的地区发展协调机制，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国内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业畏难观象并存。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不积极，这就需要政府层面加大统筹和协调服务的力度。

专家们提出，要树立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降低一些国家的疑虑，但同时要引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守法诚信经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姚培生认为，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第国家留下负面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企业利用当地法律漏洞和混乱社会局势牟取暴利，抢占市场，频频发生与当地居民的纠纷，影响恶劣，对中国企业今后的进入带来困难。因此，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政府和行业组织有效教育引导企业和员工树立良好企业和公民形象尤为重要。

专家们建议，在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更多与社会组织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阿明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精英都受过西方教育，认可非政府组织，我国也可培育包括智库在内的此类组织，为企业提供投资评估咨询，尤其是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帮助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国家形象。专家们也提出，目前，我国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在周边国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急需增强有关研究力量，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研究，与有关国家智库构建合作网络，加大援外培训、学术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力和人才支撑。